作者：雷颐

今年是“恢复高考”的三十周年纪念，不是“过来人”可能难以明白此事何以值得纪念，很难想象“恢复高考”给全社会带来的那种惊喜、激动和兴奋，更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风突起，神州大地开始“大破四旧”。“高考”是首批被废除的重要制度。因为按照“文革理论”，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稍后冠以“两个估计”闻名），因此要废除高考制度，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以“推荐”取代“考试”的弊病就暴露无遗了。除了学生文化水平偏低严重影响“效率”外，更重要的是此举以“公平”之名，实际后果却严重不公。因为“工农兵”有亿亿万万，但上大学的名额却是少而又少，因此“推荐”事实上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完全看背景、门路、关系，无权无势无关系者很难被“推荐”。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社会对此严重不满，怨声载道。但由于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不容反对，所以不能批评、更不能改变。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提出反“左”，并在1972年和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部分大学生的意见。但他的意见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文革理论”认为此时的主要危害不是“左”而是“极右”，所以仍要批“极右”。1976年的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运动，恰恰是从对“教育领域里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开始的，对“推荐”的态度成为对领袖“忠不忠”的“态度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文革”被摧残得最厉害的教育领域也不例外，面临新的转机。1977年6月末，教育部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会上大家愤怒声讨“四人帮”破坏、摧残教育的种种罪行，但是讨论到会议的主要议题高校招生问题时却戛然而止。因为是坚持还是否定“推荐制”实际关系到对“两个估计”的态度，而“两个估计”是经过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或画圈同意的。这时，“两个凡是”在政治上仍占主导地位，对“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然而，弊端丛生的“推荐制”与日新月异的形势发展又明显不合。在这种两难之中，教育部做出某种变通：1977年的大学招生基本上维持以前的“推荐制”，但以落实周总理1972年指示之名建议招收占总数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8月4日，教育部将此基本维持旧方法、仍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方案向国务院汇报。

历史，有时需要一个巨大的力量才能突破前行。

也就是在1977年8月4日这一天，正式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与会的科学家、教育专家畅所欲言，最后建议下决心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听了专家们的意见后，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要教育部追回上午刚送出的给国务院的报告。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从1977年8月12日起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这次会议长达44天！最根本的症结，仍在对“两个估计”的评价和态度上。9月19日，邓小平为此专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他明确说道：“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一九六四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一九六七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对教育部的顾虑重重，他批评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篇石破天惊的谈话，后来以“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拍板，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从1966年到1977年，十余年间“积压”了大量的中学生，所以考生人数高达1000多万！而“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想见，此项决定是如何之不易。

这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提醒我们，应当“珍惜考试”。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而推荐制的实行，恰恰是使一个阶层可以相对流动的社会向阶层壁垒森严的“身份社会”的倒退。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的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30年后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了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又想用“推荐制”来补考试之弊。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考试制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因此，我们不应该因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而应该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因为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制度总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弊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