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半仙进行着与信仰无关的一种叙事方式，但他们同时见证并且扮演着发生在信仰迷失的背景下的伪信徒角色，因而也难逃其咎

文/李径宇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其作品《先知》里写道：再过一会儿，在风中小憩片刻，另一位女子就会孕育我。这似乎在说我们——对敢于也善于变通的中国人而言，一旦遇到绝境，就会把自己的生命寄托给另外女子的子宫里，只要能让自己获得重生或苟延残喘谁当妈都无所谓了，妈不是最重要的，她作为女人的乳汁和子宫才是顶顶重要的，“有奶就是娘”——在追求信仰这回事上，中国人从来都表现着自己的传统智慧。

从古到今，中国社会流行过很多信仰，信佛，信孔夫子，信观音菩萨，信孙悟空，信真主，信关羽，信耶和华……甚至一度受哲学大师萨特的怂恿而偏执地信自己。人们对神是按需所信的，同一个神不同的人也会加注上各自需要的世俗解释，按照当年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意思，神也是被人拿来用的——如是，中国曾有一个众神狂欢的社会，神虽多但基本不会给和谐社会添乱。

很多信仰“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时代的舞台上走秀谢幕后，今天的中国社会遭遇了一种需要信仰再确认的窘境。

此时，众神迷惘，而众生喧嚣。喧嚣之下，神算术学风生水起，从前被“无神论”一棍子打翻在地的被称为“迷信”的东西，也纷纷滚身而起混迹在昭昭阳光下，窃窃私语，挤眉弄眼。现在，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光明正大地登堂入室于官商之府和流转于市民百姓之间，甚至去年的风水论坛开到了人民大会堂。而各种星象学算命术更被互联网演绎成属于这个时代的别种时尚。

这次第，仿佛回到了魏晋南北朝，回到了神仙方术、鬼怪妖魅、佛法灵异风气流行的时代。

不久前，海南的三亚市树起了高大的南海观世音菩萨像，据说高过了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一时香火缭绕，游客们到三亚必到此一拜，芸芸众生们站着或跪在雕像面前，立时感到渺小惨白，无地自容，连哭的冲动都有了。

观音像恰好是我们时代的信仰隐喻：一方面，人们陷入商业的纷争失去心灵的净土，在绝对神圣的力量面前不由得要委屈伤怀；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的注意力过于分散，人们回不到纯净的信仰，即使用尽全力也够不着，于是，信而不仰，信而不坚。

在信而不仰的时代，许多人见了佛家就烧香，见了道家也作揖，见了基督还作洗礼，见了……从各种不同的庙宇道观及教堂宗祠里，所“请”回的吉祥物护身符一大把，今天戴这个明天拜那个，少了永恒的笃信，少了从一而终的精神。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宗教的要义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该用哪种礼仪拜会，该怎么磕头，该点几根香，该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等等之类神的内容和形式都一概不知，信仰于他们本身而言形同虚无，他们不过是借拜神之机朝着自己荒芜的内心深深地瞥了一眼，眼神里在充满张皇失措之余是对心灵无所皈依的兔死狐悲的叹息。

叹息之后，一旦回到世俗生活，在浮躁心境的主使下，信仰因来不及甚解而流俗为奇技淫巧，成为大众文化的消遣品，演化为鬼怪小说、诡异电影、恐怖漫画以及网络巫术等文化品种。像魔幻人物哈利·波特胯下的飞天扫帚，以极其轻佻的姿态借助商业的翅膀掠过我们工业时代里那些彷徨人群的头顶上空，迅疾占据了城市里的时尚生活。

大众文化在中国一直都被视为带菌的文化，正如2003年春天，当一些不幸的人背负着“SARS毒王”的恶名受到追踪和调查时，出现了社会控制和“带菌者”的两种叙事方式：一方面，携带细菌的“毒王”一定要控制住；另一方面，毒王本身也是无辜的，绝不能因为他携带的细菌毒死了很多人，而把他也消灭掉——对于那些不会颠覆(生命)信仰的文化细菌携带者本人，我们社会的态度比以前宽容了很多，这也正是广大的城市半仙们不至于被控制和清剿的原因所在。

在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里，哈利·波特通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进入了自己一无所知的魔法学校后，终于他发现，自己具有一般巫师比不上的能力，是神秘世界居民们的最大希望……而电影中，那个被影迷们羡慕的随时可以帮助主人逃掉的披风，在一些人看来，却成了对世界居民中伪信徒们的隐喻：逃避着因信仰而要承担的有关忠贞和博爱的责任，却因此而面对丧失了信仰而内心虚荣的境况。

城市半仙们就是在带菌的大众文化里，进行着与信仰无关的一种叙事方式，但他们同时见证并且扮演着发生在信仰迷失的背景下的伪信徒角色，因而也难辞其咎。

几千年来，我们目睹了一系列所谓信徒的集体缴械，逐一变节，几千年来，我们在最坚定的信仰里自我怀疑，踌躇不前，培育着信仰的双重人格。

到如今，无所不能的商业力量，以及一再突破道德底线的变通技巧，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可以敬畏了；与此同时，不少人顶礼膜拜的是世俗的权贵，接受洗礼的方式是金钱的桑拿。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需要创新还是回归的追索中，有人要求把孔子的儒教当作信仰，似乎，儒教是我们社会最为接近信仰也最为现成的劝世力量。

而实际上儒学在封建中国的“中世纪”从来就没有被当作至高无上的信仰，相反被皇权当作魔杖，被文人们当作加官进爵的教辅。

1919年，一帮新文化人把它践踏在脚下时，并没有多少信徒做殊死斗争，大不了只是打打笔仗，发发牢骚而已。如此一个附着在政体上达两千年之久的道德信仰当政体瓦解的时候，立刻就分崩离析了，如果是在西方或中东的保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不发生群体性殉教事件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一方面再次证验了中国人在绝境面前易于变通的习性，也可见，儒学多半被当作了工具还远远不具备作为信仰所要求的绝对性和至高无上性。

在迫切需要确认信仰的当下，中国形形色色的精神劝导分子们就不免像堂·吉诃德一样，散发着虚幻的骑士精神。

堂·吉诃德一厢情愿地帮助基督徒向穆斯林军队发起进攻，而实际上他进攻的是一群羊。最终他在朋友的劝说下放弃了骑士事业，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如果这也可以被当作有关信仰的隐喻的话，这是信仰作为社会中心价值幻灭后知识分子一定会要承担的精神代价，这是我们时代无可逃避的心灵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