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面经济”使西北穆斯林立足于东南沿海谋发展○ 马进虎

——以青海化隆回族农民开拉面馆为例

（下）

四、“拉面经济”的扩散转移 带动发展的示范效应

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立足的“拉面经济”发展势头依然迅猛。青海农民开的拉面馆，一方面瞄准国际市场，向境外谋求发展；另一方面瞄准国内市场，继续向东南沿海的腹地——公路沿线的村镇扩展。截止2007年11月，青海人在京开的饭馆有1200多家，在全国的达13800家，用工近10万人。其中，仅化隆人在全国80多个城市开的饭馆就超过了8000多家，从业人员近6万人，年收入在2亿元左右。以“拉面经济”为主的务工收入超过农民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像前述的典型——上加合村这样的拉面村在化隆有近百个之多，可以说，“拉面经济”模式基本成功，下面介绍一些成功的范例和取得成就的几个方面。

帮助群众富裕的马胡赛尼。他出生在上加合村的一个贫困家庭。2000年是他的“而立”之年，开始搞了两年运输之后，他相继在杭州、西宁经营具有西北特色的清真饭馆，凭着勤劳、信誉和独特的风味，马胡赛尼的餐馆天天门庭若市，日收入达2万元。虽然他富裕了，但他不忘故乡那些仍被贫困缠绕着的人们，经过一番考察，他又回村开起了砖场，此举为60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双重效益。

带领群众致富的村支书兼村长马忠云。上加合村土地贫瘠、十年九旱，这促使他从2000年也开起了拉面馆，由于他时刻不忘众乡亲，等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他就先后在村里办起了沙石场和牛羊育肥场，使部分群众脱贫致富。他还充当中介，使村民降低了牛羊交易成本，增加了收益。上加合村有19名党员，支部一班人把出门挣钱作为脱贫致富、增加收入的关键来抓，鼓励扶持村民打工经商，培训他们成为拉面匠、菜匠等技术骨干，帮助农民收集务工信息，使全村多数贫困农民通过开拉面馆而发家致富。村党支部多次被评为先进基层组织，他本人也被树立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和劳务输出工作典型受到奖励。在他们的带动下，上加合村的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如下：

一、增加了农民收入。上加合村现有耕地2149亩，人均1．3亩，在2000年亩均产量只有130公斤，产值130元，除去成本110元，利润只有20元，人均收入不足28元。若遭遇自然灾害，会有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甚至由此返贫的可能。“拉面经济”模式的盛行，增加了农民收入。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的500元增加到2006年的3900元，其中工资收入将近200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60%，7年间增长了近8倍。同时，农民收入由原来的农牧业产值收入为主，逐步向以劳务工资收入为主转变。因此，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跃而成为“老板”，有一部分农户盖起了新房，添置了家电、摩托车，甚至小轿车也开进了一些农户家门，极大的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

二、转变了农民观念。经过多年从乡村到城市跨区域的人员流动，使农民见多识广，判断力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学到了关于投资、生产、销售等的知识，同时，他们的法律意识、市场意识、社会意识大大增强，合作生财的意识和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教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切身懂得了“不办教育穷根不拔，不办教育富不长久”的道理。因此，不惜重金送子女就近上学接受教育。

三、激活了农村经济。随着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上加合村的劳力流动量不断增加，流动范围逐步扩大。1990年以前，只有少量劳力流动到县城，到1994年涉及东南沿海 ，至2003年扩散遍及大江南北，其人员由当初的数人扩大到2006年底的668人（次），占全村劳力的80%以上，立足城市多达20余座。其中以拉面为主业者达400多人。经过多年不懈的闯荡，村中有不少人有资金、会技术、懂管理、敢创业，返乡后成为大家追随的榜样。在地方官员的号召下，一部分人纷纷回青投资置业，涉足餐饮、宾馆、交通运输、养殖、玉石开采、建材等行业，发展实业。为故乡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创立了品牌。起初 ，由于闭塞，缺乏市场意识，不懂得经营。有不少农民想出去打工，又不知道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干什么。还有不少农民缺乏务工技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他们“做生意没有票子，进企业没有技术，出去打工没有路子”。而“拉面经济”模式的兴起，使一些农民走南闯北，经风雨、见世面，懂得了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增强了闯市场的能力和魄力。同时，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山门，从事清真餐饮业成为可能。为了扩大“拉面经济”的影响力，创立统一的品牌，由化隆县有关部门经过考察和论证，通过国家工商总局的商标注册，“化隆牛肉拉面”已成为化隆拉面的统一招牌，从而为实现化隆“拉面经济”的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化隆牛肉拉面作为青海劳务品牌之一，在2007年11月7日至8日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首届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大会上得到了一致好评，并获得全国劳务品牌优秀奖①。

化隆以拉面馆为龙头多业并举的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目前，上加合村形成了以餐馆业为主，餐厅务工、餐厅中介服务、为餐厅贩运牛羊肉等为辅的产业链。有一部分村民因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开始转为其他行业经营。该村有17户农民在格尔木从事玉石开采业；部分村民利用靠近县城的条件，就地取材，兴办了两个砖瓦厂、一个沙石厂和一个牛羊育肥厂。在2005年上加合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600元，至2006年达到3900元，年总收入达到600万元以上，有30多户在西宁购买了住房，有20多户在本村盖起了楼房，有小轿车36辆。因此，该村已被列为巴燕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②。

五、“拉面经济”使穆斯林获得扩大社会交往及其文化再生的契机

如果往更深处看，人们的生产生活往往和一定的文化模式密切相关，反映着人生的某种信念，作为清真饮食的“拉面经济”，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对饮食的某种规范要求。可以说，穆斯林经营拉面馆是一种文化自觉的人生行为，拉面馆承载着他们深沉的人生梦想，一旦成功，那是对他们的人生信念的一种正面渲染和伸张，是一种得到肯定的标志。所以，开拉面馆既是一种经营谋利行为，也是一种以身作则的文化传承行为。拉面馆对穆斯林的文化社会功能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故乡的穆斯林联络情感之所在。现代社会是高度自由的，人们的流动极快，这会造成极度的身心漂泊不定；人们又大多为无奈的物欲所累；加上超功利的、感性的、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几近奢侈，致使人的心灵扭曲变形，情感世界破败不堪，因此缺乏所期望的幸福感。在这种情境中，宗教交往是一种超然物外的难得的人际交流机会，一种难得的身心休息、精神自由的体会所在。但这种交往也离不开适宜的场合，大都市的有条件的清真饭馆就能为流动穆斯林提供这种服务。如北京青海湖餐厅，一位亲历者如是说：2005年斋月快要临近了，北京青海籍穆斯林大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忙于寻找斋月里的礼拜场所。由于只租一个月，房主只是无奈的摇头，询问的穆斯林学子逐渐多了起来，大伙都在焦急地想办法。第四天晚上，礼拜房有了着落，地点在青海湖餐厅。原来，该餐厅就是故乡人开的，刚开业时由于人手不够，青海籍的穆斯林女大学生曾在此打工助学过。当得知我们礼拜不便之时，答应请求，给予帮助。当晚跪在拜毡上，我被两片拜毡深深的吸引了，它在这尊贵的斋月里显示着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乡俗，更是蕴含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湟水河畔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母亲，在我们出生之日起，她就赋予我们以浓厚的中国伊斯兰人文环境的熏陶，滋养着她的儿女，使之辈辈走上了信仰的正道③。再如，据悉，大连市有近40家由青海省化隆、大通、贵德、民和等县回族老板经营的餐馆，餐馆以面食为主，还经营凉菜、小炒，规模在100——200平米大的餐厅有三四个，其它都比较小，都禁烟酒。为了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切磋经营技艺，经常有一位老板作东，各路老板聚集一处，在异地补享着故乡的温馨，同胞的血肉真情。“今天的聚餐在化隆人马老板的餐馆里举行。我们到时，已有几个年轻老板先到，餐桌上摆着干鲜果品。等了顷刻，各路老板来了，有的坐着公交车，有的自驾小车，大约有十几个人，他们都很年轻，豪放而又热情。大家本是青海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一道道的家乡菜，那一声声的亲切乡音，顿时使我置身于高原故乡的山村中”。4

各地回族的伊玛尼苏醒，信仰回归之机缘所在。据专门研究，西北穆斯林大量迁入东南沿海都市之前，那里的回族社区的整体信仰因缺乏外援而呈现趋向弱化的特征：在城市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回族社区形态逐渐解体，穆斯林人口逐渐分散。多数回族年轻人淡化了宗教信仰，回族文化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回汉通婚已经成为主要的形态，回族青年婚姻已经不再可能维持“族内婚”。清真寺的社区中心地位下降，功能弱化。西北穆斯林进入东南大城市后通过一定的关系在回族社区寻找安身之所，或者在清真饭店打工，或者一家人开个小饭店，如拉面馆。他们大多能够坚守自己的信仰，给城市和回族社区带来了新鲜活力。主要表现在：

西北穆斯林源源不断地为回族社区增添了较为浓厚的宗教氛围。他们来到大城市后，其绝大多数保持着之前的信教生活。如此一来，大城市回族社区清真寺在日常能有几十人礼拜，在“主麻”日可以达到几百人至数千人不等，在伊斯兰教两节期间可达到数万人之多，呈现出人聚气旺的景象。他们那虔诚的信仰无形中召唤着本地回族回归“教门”，对礼拜仪式的躬行通过一对一的交流传授给了部分本地回族民众，并带动他们在闲暇时间坚持礼拜。西北穆斯林还通过社会交往感染了他人，其中一些人受到伊斯兰教魅力的影响而皈依。在西北穆斯林的影响下，深圳、上海、南京都有许多汉族同回族一起参加宗教活动。

大量“天课”、“乜贴”为清真寺恢复职能提供了财力支持。在过去清真寺自养除靠寺产收入外，教民的“天课”、“乜贴”也是重要的部分。由于传统回族社区的逐渐消失而导致回族的年轻一代大量远离宗教，族群意识淡漠，造成“天课”、“乜贴”流失严重，一些清真寺出现“自养”困难。西北穆斯林到来后，以寺为家，捐献资助，加上国外穆斯林的“举意”。结果，在“主麻”日的“乜贴”收入大为增加。寺院藉此改善内部环境、增加基础设施，为穆斯林群体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另外寺院还经常组织宗教交流活动，带领部分穆斯林去外地参观学习等。

协助清真寺恢复组织功能，实现有效的社会自治。西北穆斯林对清真寺十分依赖和信任，他们通过伊斯兰教协会和清真寺的帮助，成立自治组织，如在2006年4月，南京市伊协协助他们成立了“西北联络组”。在上海的寺院中，常有外来穆斯林帮助搞建设，打扫卫生，在宗教节庆期间协助维持秩序，参与管理。并有效解决了流动穆斯林人口难以统计、难以管理的问题，有困难的穆斯林兄弟也能及时得到清真寺的救济和庇护。上海沪西请真寺管委会主任沙先生对调研者感慨道：“如果没有外来穆斯林，上海的‘教门’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解决了“清真饮食难”问题。在东南部大城市中，清真饭店及其食品企业在员工的选择上也希望能雇用同质的劳动力，而穆斯林的流动有效地弥补了这类劳动力的短缺。大城市的拆迁改造导致回族“围寺而居”格局的消亡，其成员流散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外出难以享用到清真食品，特别是“有刀口”的肉食。“出门吃饭难”几乎成为穆斯林民众的一个大问题，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西北穆斯林通常从事传统饮食业，他们经营的清真拉面馆、清真餐厅已经遍布全市。即使在没有清真屠宰厂的深圳，西北穆斯林依靠从内蒙古、西北各地运入牛羊肉，也把清真饭店开遍了各个角落。穆斯林出门方便多了。

改善文化结构，促进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西北穆斯林中有一批高学历、高素质人才。他们主要从事投资、公务员、教师和研究人员等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他们的到来改善了城市穆斯林的文化结构，有利于整个穆斯林群体素质的提高。由于西北穆斯林往往略通阿语，通晓宗教习俗，在国际交流中与国外穆斯林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就为国际伊斯兰社会的投资者进入中国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软件”支撑，有利于吸引国外的穆斯林朋友到中国大城市投资进而为整个城市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浙江义乌大量穆斯林外商进入并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西北穆斯林流入东南大城市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一个高起点。主要表现为：

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其中的务农人数比例锐减，打工者和个体户大量增长，老板的人数也有增加。从整体来看，西北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月平均收入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大城市回族社区为西北穆斯林提供了生存空间。以南京为例，早来的穆斯林大多把清真饭馆安排在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那里是回族相对集中、宗教生活比较方便之地。后来，随着人流的增加，其清真饭馆逐渐扩展到老城街区。近年来穆斯林的涌入更使清真饭馆向广阔的空间发展。据在2007年春的不完全统计，南京已有外来穆斯林的饭馆700多家，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已经形成了顺畅的牛羊肉供应渠道，以及清真特色的饮食网络。大城市回族社区和西北穆斯林通过在清真寺和清真饮食店的长期互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地清真寺成为西北穆斯林完成宗教功课的场所，并促使他们实现文化再生。在那里的清真寺，他们能够过上平常的宗教生活，能够延续祖传的信仰和文化传统。大城市回族社区的存在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增进了他们之间的理解和融合，有利于不同民族穆斯林之间的团结。而且，城市的影响使之组织化、自治程度大为提升。据调查，早期来城市的人物正在筹备成立行业合作组织。来自青海的胡先生联络天津的60多家饭馆组成了“清真饮食合作社”，建立连锁经营机制，以摆脱个体经营的困境。自2006年4月南京“西北联络组”挂牌以来，为宣传党的相关政策、积极发展民族宗教文化等做出了贡献，为西北穆斯林排忧解难维权办事、化解了多起与其有关的矛盾和纠纷。西北联络组就曾和省市民族宗教管理部门一起较好地平息了一次突发事件，受到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好评。西北联络组主要负责人还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5。

大城市也为穆斯林子女的就学提供了便利，以大连为例：凡来此地的学龄儿童，都按个人情况分别上了初中和小学，由于免收学杂费，升学率一直很高；一些未到学龄的儿童，到时候也会就近上学。当问到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家长说，大地方的学校就是不一样，学校里的老师一个赛一个，学校里的设备样样齐全，孩子在这种环境中能不学好吗？他们的学习成绩好，一口普通话，我们充满了信心。是啊，这些孩子的年轻父亲们，由于贫困而丧失了受教育的机会，当他们背井离乡来到大连时，展现在眼前的高科技、现代化以及一切文明，使他们的灵魂受到震撼，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了知识的金贵，更一步认识到了创造条件，让下一代受到良好教育的意义6。

六、发展“拉面经济”应注意的问题

既无人担保、又无抵押物，贷款难。在2007年上半年，县财政拨给巴燕镇150万贴息贷款，镇政府决定每户三万元，贷给50户农民，但贷款条件之一是，要求必须有一名公务员担保，结果公务员怕风险，不敢担保，当时只贷出30户，其余20户，60万元的贴息贷款只得作废。拉面经营地的门槛越来越高，拉面馆初期投入加大。过去开40平方米左右的拉面馆需投资5万元，由于房租费用不断增加，现在开同样大小的拉面馆至少需投资8万元，这使得缺少启动资金的农民难以入门，上加合村至今仍有20％的农民无法外出从事拉面经营，想贷款又无担保，仍受着贫困的煎熬。

拉面经营地在环保、城管、工商管理等方面的条件加高，部分地区拉面经营的困难加大。诸如排污、排油不能超标；不能在店门前排放废气；拉面馆不能开在居民区等，在此种约束条件下，其中15％左右本来经营困难的拉面馆难以为继。多数开拉面馆者都是今天放下锄头，明天搞经营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管理经验，加之个别人不懂法、不守法，与所在地相关部门不时发生冲突，相关部门难以协调，经营者受到排斥。部分拉面馆门店卫生、饭菜质量不达标，用餐者越来越少，影响了经营效益的提高。这方面“中山事件”就是一个例子，2005年5月25日，广东省中山市根据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和省《查处无照经营条例》规定，在全市开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专项活动，化隆人的拉面馆大多数因属无照经营而成为整治的重点。在当天及随后的几次行动中，中山市130多家拉面馆中有近百家被取缔，经济损失近千万元。

同时，对子女教育也有不利的一面。调查显示，孩子随父母来城市的并不多，在城里学习的障碍还比较大。首先是学费高，其次是无处学习“教门”。缺少回民小学或中学、教学质量不高、受到歧视等也是主要原因。与此相应，相对在家乡而言部分流动穆斯林宗教生活淡化了。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民族成员的流失。

另外，由于西北穆斯林群众信教虔诚、热心教务、经验丰富、能力较强，逐渐成为新到城镇中部分寺院的骨干力量或管理者。这样做的好处是，加速了全国各地伊斯兰教的相互交流，增进各族穆斯林之间的兄弟情谊，增强了当地的宗教活力。但各地区的伊斯兰教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各有其特点。现在，某些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到内地其它地区，力图用其所属教派或其个人对宗教教义的理解对原住地穆民进行引导或改造，从而与原住地穆斯林群众产生一定的矛盾与分歧。因此，提倡各个地区的各族穆斯林之间相互尊重、交流与学习；不提倡强行统一认识，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教派主张的做法取代全国各地的伊斯兰教。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7。

 

① 薛军等，化隆牛肉拉面获全国劳务品牌优秀奖，《青海日报》2007，11，13.

② 杨春英，鲁临琴，“拉面经济”的成就与困境，2007秋季省委党校主体班次案例课提纲

③ 勉卫忠，北京青海湖清真寺[Ｊ]青海回族，2006，总第13期。

④ ⑥ 朱刚，创业大连青海人[Ｊ]绿荫，2007，2

⑤白友涛等，流动穆斯林与大城市回族社区[Ｊ]回族研究，2007，（4）

7冯今源，构建和谐社会是穆斯林的神圣职责[Ｊ]绿荫，2007，1

 

 

作者简介：马进虎（1963-），男，回族，青海大通人，青海社科院文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中国统战学会甘肃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青海民族、地方史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