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胞们：

首先，向你们致以崇高的问候——赛俩木！

作为撒拉族的一员，您想知道本民族辉煌的历史吗?您想了解本民族严峻的现状吗?您想把握本民族的优势和不足吗?您想展望本民族的发展前景吗?如果想，就请您读一读这篇文章吧!作为写这篇文章的人，我也是一名本民族的成员。

我是通过20年的观察、体验、感悟，不断走进、走出本民族，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东、西、南、北不同的角度，通过与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商人、老板、阿訇、学董等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深入交流，怀着一种深沉的爱写成这篇文章的。

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我原本可以过一种十分安逸、舒适的生活，但作为一个时代造就的、本民族养育的学者，我无法推卸自己对本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尽管我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会使一部分人感到不快，但我不能知难而退。

官员和企业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显性的，而学者的影响则是隐性的，学者虽然无力改变一个民族，但学者的思想，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那将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一个民族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不自量力，——或者是“量”过了自己的“力”，才决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反思历史，分析现实，提出建议。如果我说对了，请您做个好“都瓦”；如果说错了，请您提出批评，目的是我们大家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一、辉煌的历史

撒拉族的历史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有：

七百多年前，首领尕勒莽、阿合莽率领数百名族人牵着驮着《古兰经》和故乡水土的骆驼，翻山越岭，百折不回，万里东迁，在一个叫循化的地方找到了乐土；

在崇山峻岭中披荆斩棘，荜路蓝缕，开拓家园，变干旱缺水的荒地为万亩良田；

他们不满足于单一的农业经济，还经营牧业、林业、手工业和商业，而“筏子客”甚至在黄河浪尖上搞起了“副业”，他们沿着奔腾的河水顺流而下，漂流到兰州、银川甚至包头，沟通了黄河上游和中游经济；

这个弱小漂零的民族经受无数天灾人祸的考验，总是以自己艰苦的劳动维护着做人的尊严，即便遭遇灾年、荒年，宁肯流尽最后一滴汗，也不愿低下那高昂的头颅，伸手乞讨；

与四邻各族平等交往，开展商贸交流，互通有无，和睦相处；

以特有的智慧和谋略面对周边复杂的社会环境，历经周折，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面对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压迫和不义，决不苟且偷生，而是揭竿而起，不但拿下河洲，而且还威胁清廷在西北的统治中心兰州，两千人的义军重创数万人的清军，连一代英主乾隆也深感震惊；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祖国的时候，挺身而出，跟随马彪师长挥戈东下，跃马中原，驰骋杀场，令侵略者闻风丧胆，多少英烈为国捐躯；

对这段诗史，撒拉族青年诗人韩文德在其题为《想起祖先》的诗中以其特有的诗歌语言描述到：

      想起祖先

      就想起茫茫旷漠

      想起一对对骆驼辉煌的风景

      想起寻泉者焦灼的呼唤

      想起血泊中久荡不息的歌

      祖先啊，你是沙漠与骆驼的儿子

      挟着漠风的粗粝挟着红柳的信念

      带着漠野的坦荡带着交响的驼铃

      从峡谷从横躺着白骨的沙丘

      从夯歌从欲求生存的吆喝中

      艰难地爬起

      在日落的悲壮中向东逶迤而行

 

      想起祖先

      就想起掌手诵经的长须老人

      想起篝火旁疯狂的麻秀尔之舞

      想起低旋的鹰王挺举的猎枪

      当鹰种的桂冠闪熠于祖先的头顶

      当坎坷的跋涉凝固成山脉

      在我祖先的血管里

      流淌着黄河流淌着合族的血汁

      崛起雄蜂崛起民族的耳朵

      就这样

      繁——衍——子——孙

 

      想起祖先

      就想起伏尔加河畔的纤夫

      想起昌耀笔下的筏子客

      血火燃烧的黄昏

      血火锻打的背影

      想起清真寺高亢的宣礼声

      想起春芽想起隆隆的拓歌

      祖先啊，我是你感情长河中激溅的星花

      在桦林山凝固的血流中

      不只是喝一口黄河水的恳求

      鬼头刀下狂傲的笑声

      至今掠闪于骆驼子孙的眸子里

      是一幕永远回首的风景

      ……

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又写下了新的篇章：

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和私有经济成为地区经济的半壁江山，“雪舟”、“伊佳”等成为全国著名企业，一批新型企业家正在成长……。遍布天南海北的“拉面”经济成为又一道风景线；

在建设家乡的同时，向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挑战，在生命禁区修筑一条条“通天”公路，开通成都——西宁——格尔木——拉萨的交通运输线，促进高原与内地之间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在激烈的竞争和不断的历练中，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脱颖而出，他们有志气、有见识、有魄力、有能力，活跃在各级各类管理岗位上；

教育事业长足发展，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升学率不断提升，九年义务教育有新进展，本科生越来越多，研究生逐年增长，博士生有了零的突破。一些有识之士还创办了教育发展基金会；

文化方面，在这不到十万人的民族中，有几位全国著名诗人，有青海文艺的开拓者，有贡献卓著的作家。有在全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学者，也有几位享誉全省的教授，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文艺工作者，还有纵横体坛的运动员和驰名神州的国家级教练员；

而撒拉族更多的人才则隐匿于民间，民间是智慧的源泉，民间藏龙卧虎，这些“龙”和“虎”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才施出“绝活”，一鸣惊人。

……

所有这一切铸就了撒拉族辉煌的历史。历史证明，这个民族不是一个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民族，更不是一个自甘平庸的民族。然而辉煌的历史却掩盖不了严峻的现实。

二、严峻的现实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理应是一个保持清醒头脑的民族，我们为自己辉煌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但我们不能总是生活在过去的光环里而沾沾自喜，我们对自己现状的认识应当多一份冷静和理性。

现实的严峻性主要表现在：

1．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上，对我们撒拉族先辈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生存的基本前提，故发展经济、吃饱肚子成了基本的任务和主要的生活内容，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从事太多的文化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成倍提高，衣、食、住、行、用的档次越来越高，我们的闲暇时间更多了，然而，文化并没有因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得到相应的发展，丈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即一头轻一头重。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围绕着一个字即“钱”打转转，我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有钱的快乐，处心积虑地策划着赚钱的办法，生活似乎只有一个内容：拼命地挣钱，拼命地花钱，换言之就是吃喝玩乐。在闲暇时间，我们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有到饭馆吃一顿山珍海味，才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才能证明我们生存的真实，渐渐地，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一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了“经济动物”，只认钱，不认别的，什么文化、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诗歌、书画，凡是精神领域的东西，与我无关，一概不感兴趣(当然对能转化为金钱的专业如交通、金融、工程等又另当别论)，对再美的作品，再震撼人心的文化产品，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只有金钱才能刺激我们麻木的神经，才能激活我们僵死的细胞，才能使我们热血沸腾，心花怒放。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有钱汉的事情，如谁家挖金子赚了几万，谁家包工程赚了几十万，谁家做买卖赚了几百万。而把那些仍然执著于文化事业的人当作另类，视为疯子，甚至把那些辛辛苦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的教师，哪怕是优秀教师统统看成是没有出息的人，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但我们对培养我们孩子的老师却不屑一顾，缺少一种起码的尊重，我们习惯于向有权有势者“纳贡称臣”，不惜重金，却舍不得给老师送一点水果，哪怕打一个电话说一声“谢谢”。在我们的消费结构中，用于吃喝玩乐和请客送礼的花费占相当高的比重，而用于购书和其他文化产品的花费则微乎其微，我们懂得用名牌服装来包装自己，却不知道用文化来“武装”自己，我们只能以脸色的红润来掩盖心灵的苍白，只能用肚腹的饱满来掩盖大脑的干瘪。我们中搞行政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行政学书籍?搞经济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经济学书籍?搞社会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社会学书籍?搞城市规划和市政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建筑学和市政管理学?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偶有一两个爱读书的人则被当成傻子而成为我们讥讽的对象。

人不是天使，不可能没有物质需求；人也不是动物，不可能只满足于物质需求。造物主造化的人有两种需求，即物质和精神，可是，由于受到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导致了我们身上的两种需求中的一种需求支配着我们，从而使我们自身失去了平衡，处于需求紊乱、理智迷糊和行为失调之中——得了精神分裂症，成为畸形的人。因此，经济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财富得到了空前的积累，物质生活有了空前的改善，但我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烦恼和不安反倒与日俱增。

2．教育滞后制约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撒拉族教育与过去比有长足的发展，但教育发展的速度、程度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突出的问题是：旧的文盲没有扫完，新的文盲大军又不断产生，我们很多的儿童少年尚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就离开学校，走进了市场，跑车、开店、端盘子、挖金子，过早地加入了打工仔的行列，我们的“未来”却变成了我们的“现在”。这些年虽然校舍、教学设备等教育“硬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很多地方，一排排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但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扶持文教依然作为口号还挂在墙壁上，尚未深入人脑而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教育“软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教师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起来，教育资源尚未完全开发利用，最终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

我们的小学、中学生中虽不乏一些出类拔萃的孩子，优秀教师也大有人在，但整体的教育水平仍然很低，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大多数基本文化素质不高，很难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和优秀的公民，而高中毕业生中的大多数要么考不上大学，要么只能考进普通大学，考上重点大学的微乎其微，少得可怜。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全国人才市场上，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不能到全国各大城市、各大企业、事业单位就业，只能沮丧地回到老家循化待业。而循化是个弹丸之地，人多地少，人多资源少，企事业单位更少，社会发育程度不高，属于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头重脚轻。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大军，不断积累，不断扩大(目前已有数千人)，而工作岗位十分有限，等于十个人甚至二十个人等待着吃一个馒头，到底够谁吃啊?于是新一轮恶性竞争又开始了。

这种结果不但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对那些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会想：明知如此，何必付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条件的家庭便眼睛向外，不惜代价把孩子送到乐都、西宁甚至内地好的学校学习，而绝大多数家庭只能无奈地让孩子上本地学校，有想法，却没有办法。

3．民族的优良传统在逐步丢失

我们的民族原本是一个诚信、善良、仁慈、淳朴、勇敢、智慧的民族，可现如今，开放以后，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的同时，“苍蝇”和浊气也进来了，而我们事先毫无准备，事后也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于是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

我们这个被人称之为“几乎全民信教的民族”，曾经面对专制皇权，面对朝廷的屠刀，昂首挺胸，顶天立地，宁愿人头落地，不肯屈膝下跪，表现出非凡的勇气、钢铁般的意志和特有的高贵与自尊，而如今，面对金钱与权势，我们虽然口念“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内心却相信金钱和某一两个人能够决定我们的前程，于是我们的双膝慢慢地软了下来，我们的头颅悄悄地低了下去，我们有意无意地把个人的命运和一个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渐渐地，我们忘记了信念、志气、骨气和人的尊严，成了金钱与权势的奴仆，我们习惯于向金钱与权势下跪。先祖尕勒莽、阿合莽不远万里，历经艰险，从遥远的中亚带来一部《古兰经》，难道仅仅是让我们向四邻炫耀它的版本的珍贵和文物价值吗?它的底蕴呢?它的内涵呢?它的实质呢?如果他俩早知道他们的后人如此酷爱金钱与权势，或许该带来当地的金银财宝和国玺，可他俩偏偏带来了这部经典，我们后人能领会其深刻寓意吗?

我们曾经拥有像尕勒莽、阿合莽那样杰出的领袖，我们佩服他们高尚的品德、超群的能力和非凡的人格魅力，而如今，谁有钱，谁就是爷，谁有权，谁就是头，不管有没有人格魅力，有没有远见卓识，有没有个人操守，不管是否具备道义力量。

我们曾经是一个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眼睛里容不进沙子的刚性民族，可如今，见善人善事舍不得敬佩，见恶人恶事没有勇气制止，甚至连厌恶都谈不上，学会了明哲保身、姑息养奸、迁就纵容，久而久之，我们身上的虎气越来越少，猴气越来越重，我们虽肌肉发达，身强体壮，却成了人格上的“阳痿”，于是乎，我们自食其果，杀人越货现象时有发生，恶性刑事案件增加，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我们的安全感不断下降。

我们曾经是一个勇敢善良、仗义执言的民族，但如今许多人不懂得“勇敢”的含义，往往不分善恶美丑，喜欢好勇斗狠，惹是生非，为芝麻大的小事常常大动干戈，打得你死我活。

我们曾经是一个懂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成全，面对外界的压力，齐心协力，相依为命的民族，而如今，嫉妒、诋毁、诅咒、伤害像瘟疫一样在我们中间蔓延，恶性竞争在政界、商界、学界甚至在百姓中间随处可见，我们宁愿互相消耗，两败俱伤，筋疲力尽，却不肯偃旗息鼓，握手言欢，省下宝贵的精力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懂得如何不知疲倦地去坏别人的事，却不晓得聚精会神地干自己的事。为了“利”，我们不惜父子翻脸，兄弟反目，亲戚疏远，朋友断交……“利”让我们眼花缭乱，丧失理智。

我们曾经是一个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懂得自重的民族，而如今却喜欢排场，贪图享乐，奢靡之风四处蔓延。我们曾经是一个大脑支配着躯体的民族，而如今，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躯体过分发达的同时，大脑却日益萎缩，我们正在孜孜不倦地跟着感官走，不回头——躯体支配着大脑。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宽，心却越来越窄。我们的享受越来越多，而快乐却越来越少。我们的皮肤越来越绵，心却越来越硬。我们的人情花费越来越高，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淡。我们的肠胃经常超负荷运转，但眼神却像嗷嗷待哺的婴幼儿未曾有过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找不到一、两个能倾诉衷肠的知己。

我们曾经是一个以创造财富为荣的民族，可如今变得以占有财富为荣；我们曾经是一个热爱劳动的民族，而如今变得以消费(有时甚至浪费)财富为荣。我们习惯于比吃比穿比住比物质享受，而很少比贡献。当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消费财富的人超过创造财富的人的时，就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际关系的不断恶化。

三、选择与出路

现实是严峻的，但并非是没有出路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选择决定出路。

我们选择什么呢?如果选择随大流，继续沿着现在的发展轨迹走下去，那么，前景堪忧，最终难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如果改弦易辙，调整方向，那么大有希望。

第一种选择的后果是什么呢?恐怕会步历史上许多民族的后尘。比如古罗马人曾经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后来他们沉醉于享乐，上上下下追求感官刺激，民族的肌体被腐蚀，民族精神丧失殆尽，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纸醉金迷，没有人对创造财富感兴趣，渐渐地走向衰落，最终灭亡。奥斯曼土耳其人曾经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大帝国，可以说是一个震撼世界的民族，可后来他们的后人们只知道坐享其成，不思进取，到头来在吃喝玩乐中葬送了帝国。“生於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这个道理。再比如我国的党项民族，他们曾于今天宁夏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盛极一时的西夏王朝和辉煌的西夏文明(电视连续剧《贺兰雪》反映的就是他们的历史)，但后来他们的国王好大喜功，只追求武功，忽视文治，忽略民族精神的培养和保护，最终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所打败，军队失败之日也是民族消亡之时，这不是说所有的党项人被杀光了，不是当项人在肉体上消失了，不，他们这个民族的躯体还在，只是文化消亡了，尤其是文化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失。历史上还有许多强大的民族之所以消亡，大都是这个规律——即文化的消失、信仰的消失、民族精神的消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一句话，文化在民族在，文化散，民族亡。撒拉族之所以能够从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今天的近十万人，之所以能够在强手如林，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靠的就是坚定的信仰，先祖尕勒莽、阿合莽之所以从遥远的中亚没有带来金银财宝而带来一部《古兰经》，其良苦用心，其深刻的寓意就在于此，金钱越花越少，它保护不了人，处置不当甚至成为祸害，而信仰是力量的源泉，靠一种坚定的信仰，一个民族能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能够战胜任何挑战，不断走向强大。今天的撒拉族如果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在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同时，继续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固守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敬主爱人，劝善戒恶,那么，后果不堪设想。“敬主”是指敬畏造物主，凡事瞒得了人，瞒不过主，作恶多端者，必将受到主的惩罚；爱人，就是要与人为善，相亲相爱，而不能害别人。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民族的现状进行反思，对现象进行全方位透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克服讳疾忌医的心理，直击病灶，对症下药，从根上解决问题。

具体而言，撒拉族的根本出路在于：

第一，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即“文化经济”。过去，我们由于饱受物资匮乏之苦，或者说太穷了的缘故吧，总是就经济言经济，为经济而经济，眼界狭隘，思路不宽，比如把发展经济纯粹理解为跑项目，要资金，这样做的结果，经济虽有所发展，但缺乏后劲和潜力，不能可持续发展，因为始终形不成自我造血机制。因此，改变思维定势和惯常做法，拓宽思路，创新模式，势在必行。而提出“文化经济”的理念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什么是文化经济呢?文化经济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地包含了知识经济，在经济系统和经济活动中充满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含量，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关怀，一言以蔽之，文化经济就是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依托，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新型经济。文化与经济需要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相互交融。要突出文化要素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强调和发挥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要发挥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在经济竞争中的关键作用。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人来发挥作用，因此，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不应也不可能是冷冰冰的，而应该是人性化的，时时处处体现人的特点。因此，经济管理也要体现人文关怀，把人看作是有血有肉的、有精神追求的人，而不能将人当作单纯的劳动工具和消费机器。

第二，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即大财富观。财富是什么?我们会不加思索地说：金钱或其他有用的东西。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财富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比如一个企业的占地、厂房、设备、资金等构成了有形资产，而企业的自主技术、标准、设计、品牌、管理等知识产权，再加上企业的员工素质、研发能力、信息化程度、营销策略、诚信水平、企业文化等，这些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所占比重越大，表明企业越先进、越有竞争力。可我们总是本能地重有形资产，轻无形资产，这使我们失掉了财富的一半，比如我们懂得如何获得贷款和各种项目资金，但不善於有效合理地使用资金，使它增值、升值，结果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情——很多企业大起大落，甚至倒闭。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教育水平、法治程度、公民修养、社会诚信度、社会和谐度、人际关系、政府公信力、行政效率、民族形象、民族精神、社会软环境等无形资产所占的比重，也同一个民族的先进程度成正比。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漂亮的广场、宽阔的马路，固然是宝贵的资产，但没有与此相称的具有高素质的人，那就成了本末倒置。因此，我们不但要重视有形资产的积累，也要重视无形资产的储备和开发利用，树立大财富观。

第三，构建学习型社会。我们的民族虽然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但我们的民族整体的先天禀赋和素质相当好，只是缺乏后天的培育和提升，久而久之，我们的潜能得不到有效地开发，优秀的自然禀赋被白白地浪费，非常可惜，非常遗憾!在历史上，我们的先辈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那个时代所应有的智慧战胜了各种挑战；今天，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这一代，如果不加紧学习，不争取主动，我们将会被时代所淘汰。而学习不仅是指青少年时代的阶段性的学习，而是指终生学习，如先知穆圣所言：“学习，从摇篮到坟墓。”即学习，从生到死，着力构建一个学习型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需要学习，不但学科学、学文化，而且学做人，学如何与人相处，总之，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相信，通过不断的学习，我们必将重新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

第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固守核心价值观。任何民族都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不断进步和发展，撒拉族也不例外。但万变不离其宗，“宗”是什么呢?就是撒拉族的核心价值观，如敬主爱人，劝善戒恶。撒拉族是一个信仰虔诚的民族，伊斯兰文化是撒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不尊重伊斯兰文化的价值，有时候甚至粗暴地践踏它，要么对伊斯兰文化的理解往往比较肤浅，总以为只要履行宗教仪式，特别是完成“五功”就算万事大吉，重形式，轻内容，往往忽略了形式背后的内涵和实质(如对提升人的境界、促进人际和谐等所起的作用等)，忽略了这种独特的信仰对民族的发展曾经所起的作用和正在发挥的作用。个人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但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不能轻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如果继续轻视的话，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民族信什么，不信什么，那是历史的选择，不是谁可以人为地加以改变的。我们的民族发展到今天，除了信仰，还保留了多少民族特色呢?是血统吗?我们的先辈早已和藏族女子结了婚，甚至还有其他民族(如回族等)的成份，我们哪来纯而又纯的血统?是语言吗?我们的日常话语中夹杂着50％的汉语，几代人之后，母语能不能保持住是个未知数；是服饰吗?我们的青年穿的不是夹克，就是西服，女同胞也穿起了时装，哪来完整的民族服装?在此情况下，如果连信仰这个最后“一道防线”都守不住的话，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存在吗?也许肉体上会存在下去，但灵魂业已出窍，名存实亡。如果不想使这个民族消亡的话，就得固守这道“最后的防线”。日本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日本人非常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信仰非常坚定，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发达国家，但美国人包括政界、学界、商界对自己的信仰却很执著，礼拜天照样到教堂礼拜。信仰阻碍了美国和日本的发展了吗?不!正确的信仰是一个民族发展、前进的动力，有了正确的信仰，一个民族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第五，发扬协商协作的优良传统，实现大团结大联合，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发挥所有的人的独特作用，使民族利益最大化(不是小圈子利益最大化)，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振兴。过去凭着大团结大联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个人数极少的民族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胞，对全民族的事情，总是喜欢找几个符合自己“胃口”的人，关起门来嘀嘀咕咕，不愿公开、透明，明明是几个人的个人意见，还要贴上“民族”的标签，几个人能代表一个民族吗?几个人，哪怕点子再多，想法再高明，总比不上更多的人的智慧；再说这种做法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时代精神就是开放、协商、交流、沟通、合作、共赢。为了民族的发展、繁荣，在事关全民族的领域，必须公开、透明，要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大家的事大家商量，最终要形成一个由社会各界(如政界、商界、学界、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和社会贤达等)广泛参与的充分表达意见的协商机制。

总之，只要我们方方面面齐心协力，既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又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特色、民族特长，我们这个曾产生过尕勒莽、阿合莽等杰出人物的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将会写下更加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