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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面经济”使西北穆斯林立足于东南沿海谋发展           ★★★ 【字体:
“拉面经济”使西北穆斯林立足于东南沿海谋发展
——以青海化隆回族农民开拉面馆为例
作者:马进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6-5    

  摘 要:本文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 “拉面经济”兴起的原因、成就、意义及不足,提出了“‘拉面经济’使西北穆斯林立足于东南沿海谋发展”的新命题.认为“拉面经济”是贫困逼出来的谋生行为;“拉面经济”是典型的穆斯林经济行为;“拉面经济”的兴旺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春风;“拉面经济”具有扩散转移、带动发展的示范效应;“拉面经济”使穆斯林获得扩大社会交往及其文化再生的契机;提出了发展“拉面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拉面经济”;西北穆斯林;东南沿海大都市;立足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全国人民全面奋力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潮中,西北广大的穆斯林群众如何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如何向东南沿海的穆斯林看齐,尽快缩小其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实现与时俱进,是摆在广大西北穆斯林群众面前的一项十分现实而又紧迫的战略任务。在这方面,回族、撒拉族农民已经自发地进行了十分艰辛而又宝贵的探索,就目前来看,到东南沿海地区去打工,尤其是开东方快餐——兰州拉面馆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生存路子。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伙青海化隆等地的回族农民陆续到南方城市开饭馆谋生之风气渐渐兴起,这首先引起敏感的新闻媒体的关注,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报》记者就提出了“拉面经济”这一概念,认为它是民族地区发展的一条路子;特别是得到输出地党政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后,同样得到输入地的大力配合后,加大转移力度成为贫困地区有关部门的一项经常工作;同时,也引起学界关注,撰文探讨。表明“拉面经济”已赢得主流社会认可,这一有趣的社会经济现象值得给予多角度的研究和总结。

一、“拉面经济”是贫困逼出来的谋生行为

在东南沿海发展“拉面经济”的序幕是由化隆回民自发揭开的,这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生存条件逼出来的。化隆回族自治县是青海省贫困人口积聚的地区之一,被国家确定为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这跟县域区位之差异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化隆位于青海东部、祁连山系拉脊山脉南侧之黄河北岸,东西长985公里,南北宽485公里,总面积2740平方公里,海拔在1884——4481米之间,年平均气温只有22,年平均降雨量479毫米,无霜期只有89天。县城巴燕镇位于县境中部马阴山南侧,距省会西宁市110公里。化隆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黄河两岸山体裸露旱渴、像生命力耗干了似的,寸草不生。全县613369 个行政村共2353万人,其中276个贫困村的人口为155万人。他们大多分布在干旱山区,山大谷深,行动十分不便,尤其以昔藏今回闻名于民族学界的卡力岗地区为甚,水贵如油,“靠天吃饭、望天增收”。卡力岗地区的艰苦,卡力岗人的艰辛和顽强同宁夏“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一样,也令世人惊叹!引起学人的关注和考察。古谚云:“穷则思变,变则通。”上世纪80年代末,以阿什努乡(卡力岗山上的三乡之一)、加合乡农民韩录、马乙卜拉、冶二买为代表的一批不甘贫困的穆斯林(包括随后的撒拉族、东乡族等)同胞率先来到厦门“打拼”,开了青海农民在东南沿海开清真拉面馆的先河。从此。这些走出山门的农民兄弟亲帮亲、邻帮邻,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随之带动了大批穆斯林群众到全国大中城市创业。

诸如“拉面经济”较为成功的上加合村就是由贫困而出门、因流动而致富的典型的回族村落。上加合村处于化隆巴燕镇西边,上世纪90年代,这个村还是该镇最贫困的村子之一,村民主要靠务劳庄稼为生,在家种植青稞、洋芋、小麦等作物,粮食亩产只有260斤,几乎没有非农产业的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仅有500元左右,部分家庭在青黄不接之时,只得仰赖公家救济度日,日子越过越苦涩。至90年代后期,上加合村人终于鼓足勇气走上了开饭馆之路,其“拉面经济”由农民自发到有组织逐步发展,形成产业链。村子也由全镇的绝对贫困村变成了全县闻名的富裕村。

由此可见,这里罕见的贫困是促使人们出门创业的首要因素,贫困如影随形,自古不知吞没了多少豪杰,过富裕生活是人们世世代代的梦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走出贫困成为可能,而开拉面馆的确园了他们的人生梦想。

二、“拉面经济”是典型的穆斯林经济行为

拉面是清真饮食的重要品种之一,由兰州穆斯林首创于清代年间,称之为兰州牛肉面,主要盛行于甘宁青地区,尤以在河湟地区为甚。当化隆穆斯林奔赴东南沿海之时打的就是“兰州牛肉拉面”或“西北牛肉拉面”的牌子,简称“兰州拉面”,并以此闻名于世。后来,为了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创立青海品牌,根据上级指示,县政府要求在外开饭馆的化隆人挂统一定做的牌子——“化隆牛肉拉面”,而有些大地方如上海徐汇区的主管部门仍要求挂统一的“正宗兰州拉面”的牌子,不过民众认为是让挂什么牌子就挂什么,只要能挣到钱就行。而研究者感兴趣的则是经营“拉面经济”者为何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如前面提到的上加合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是一个纯回族村,农牧民总共313户,有1836人。从90年代后期以来,村民外出务工经商者达187户,从业者668人。其中,从事“拉面经济”者达140多户,从业者400多人,从省内的格尔木到南方的广州、上海、厦门、深圳、杭州、苏州再到北方的天津、郑州、北京等地都留下了他们艰辛的足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同样,撒拉族、东乡族农民(众所周知他们也是穆斯林民族,)出门开馆子的比例也很高。最新统计资料也能说明这一点:从2002年到200710月底,青海省外输出人数已由93万人(次)增加到32万人(次);而同期穆斯林的输出人数为10万人,占全省总输出人数的三分之一,但穆斯林人口只占全省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出门比例之高由此亦可见一斑。所以不难理解“拉面经济”为什么主要是穆斯林经济。

可问题在于同处生存艰难之地,何以有的人无奈地守望着薄薄的田亩,有的人苦苦地挣扎在退化的草场上,寸步不离;而有的人竟然毅然决然地告别了乡土,在异乡撑起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是否热爱、眷恋故乡的事情,其实,这可能跟人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价值判断标准的差异有着更深刻的关联,跟他们有没有自觉接受外界变化的强劲的主体内驱力更有着深刻的关联。就本地的实际情况而言,相比之下,穆斯林群众的出门比例远远高于当地其他兄弟民族,显示出他们不恋乡土,喜欢流动的个性,部分穆斯林东进南下创业是《古兰经》关于放手在大地上寻求合法财富的说教熏陶下形成的古老生活方式(所谓千里不持粮,其实是喜欢流动迁徙的生活方式)的再现。从更广阔的方面看,穆斯林具有世界公民的品格,他们的生存地理中较少身处“孤岛”或“飞地”而画地为牢的观念,因而地域对他们的制约被克服到了最低限度。另外,“拉面经济”本钱小、其技能容易熟练掌握、管理风险小;加上穆斯林世代经营、身手不凡,具备比较优势,容易在人流频繁、财富密集、交通发达的城市群落中立足。也就是说,“拉面经济”使他们依然可能过着教不离身、身不离教的生活,既不放弃固有信仰、又能融入繁华都市,何乐而不为?如受访者某某,男,青海化隆人,拉面馆老板,2003年来到桂林。他的拉面馆位于广西师范大学附近,店面40平方米左右,生意很好。回族师生是他的常客。另外还有一些到桂林的游客、出差或做其他生意的穆斯林听别人介绍到他饭馆,他们往往是坐车或骑车过来。他对到饭馆吃饭的穆斯林格外亲切,互致“色俩目”问候,每逢回族的重大节日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请附近的穆斯林到其饭馆吃饭,有时还给他们散“油香”。经过几年的发展,在他的带动下,目前其亲戚、同乡在桂林市区已开了8家清真拉面馆。从这段白描中能够真切地看到伊斯兰信仰情感的纽带凝聚作用十分明显。

三、“拉面经济”的兴旺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春风

“拉面经济”的兴起与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自由有很大关系,即与大环境从禁止到允许再到政策鼓励、支持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三级垂直管理的体制,广大农民被死死地绑在土地上动弹不得,种什么,怎么种,干什么,怎么干,农民说了不算。纵然受着贫困的煎熬,纵然有着致富的强烈愿望,纵然一身本事也属徒劳,闹不好还会当成“投机倒把”加以打击,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制逐渐松绑,公社变乡镇、生产队变成村民自治组织,从此好坏由农民自己做主。哪些善于经营的农民便抓住机遇走上了致富之路,所以此时政策成了关键因素,尤其是主要领导人的关注和支持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拉面经济”的兴起过程中,就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如媒体给予热情洋溢的宣传报道,政府部门给予指导,金融部门给予贷款支持,尤其是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大力的协助。《青海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在“2007418日,刚刚就任青海省委书记不久的强卫来到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化隆,在听了化隆县委书记傅增泰的汇报后,对化隆县发展‘拉面经济’、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化隆县的做法找到了一条符合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实际的脱贫致富的好路子。他在回到西宁后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再次提及并给予首肯。”同时,一篇“培育品牌 真情助农 化隆千万小额贷款助推‘拉面经济’”的新闻指出:阿什努一村马文才的儿子学好了拉面手艺,可一直在给别人当面匠,今年在公家的帮助下他贷了3万元钱,在福州开了一家拉面馆,自己当了老板,月收入近万元。化隆县近期拿出100万元贴息,发放小额担保贷款1023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使一批想出去、却苦于没有本钱的贫困农民走出了大山。另外,化隆县还明确了务工人员在外出期间,其承包的土地、草地等的使用权期限不变,仍然可以享受退耕还林补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补助、两免一补、粮食直补等的优惠政策,给出门农民解除了后顾之忧。据了解,全县9个乡镇的1500人获得小额贷款,其中187户的“化隆牛肉面”馆在广州、上海、西安等地开张,效益可观;有137户的饭馆借此扩大了经营规模,带动个人投资1109万元。据介绍,明年政府的小额担保贷款金额有望达到2000万元,让更多的农民从中得到实惠,以做大做强“拉面经济”。

另外,出门有“打工护照”,遇事找“挎包里的办事处”,政府扶持成为化隆“拉面经济”迅速扩张的催化剂。被化隆人亲切地称为“打工护照”的是一本《劳务输出证》,在证件扉页上是县长冶成海饱含深情撰写的本县简介和请劳务输入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的前言,“化隆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大红印赫然纸上,后面依次是县就业服务局、公安局、扶贫办、民政局、教育局、计生局、林业局审核的意见及公章。拿着“打工护照”,化隆人在外地开拉面馆得到诸多优惠。为了维护在外化隆人的权益、协调纠纷、反馈信息等,在全国56个大中城市化隆县选派了87名干部设立了办事处,这些机构大多是一个人、一个挎包加一部手机,简称“挎包里的办事处”。每个人的手机号印在《化隆县外出务工指南手册》上,只要一个电话,那里的干部们便迅速赶到。化隆县驻江苏办事处主任王晓龙介绍,化隆人在江苏开的拉面馆超过3000家,由于人多分散,又在江苏8个城市分设了办事处。3年来,处理纠纷300多起,依法打赢官司70多起,挽回损失30多万元。

为了避免打工的盲目性,化隆在17个乡镇、2个管委会、369个村委会设立信息员,及时发布用工信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还对他们在外出前加强培训,仅2006年就培训拉面匠3469人,就业率高达95%;农民开饭馆最难的是资金,2007年化隆协调各部门对从事“拉面经济”和有从业意向的群众,提供了政府贴息贷款。2007年初,为给在外务工人员换发身份证,化隆筹措经费购置设备,选派业务骨干分两个组赴务工人员较多的广州、上海等十大城市上门办证,为其节约费用五六百万元。在全国服务农民工的“春风行动”宣传月等活动中,化隆还免费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农民工务工指南》、《致在家群众的一封信》、手机“拉面”短信、发行各类宣传明信片;积极参加省上的“创业成果展”和“青洽会”,现场表演拉面技能,向各地朋友大力推介“化隆牛肉拉面”。

 “成为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是化隆人的雄心壮志——“中山事件”(容后介绍)让化隆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让化隆人猛醒:他们能否在东南沿海扎好根、站稳脚,关键是要提档升级,树立自己的品牌。为此,县上一方面要求所有在外开面馆的化隆人必须持照经营,必须办齐相关手续,严格执行当地卫生、环保、城管等规范;另一方面,向工商局注册“化隆牛肉拉面”的商标并申请专利,以打响“化隆拉面”品牌。从2006年元月起,化隆就业局等部门,组织人员,奔赴上海、广州、苏州、杭州、深圳、厦门等大城市,选择1-2个店面搞“统一店面形象、统一店员服务、统一经营模式、统一使用招牌”的试点。店面牌匾上一律使用蓝天、白云、青海湖、冬春夏草的图案;牛肉拉面要突出“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特点,即汤要清、面要白、辣油要红、菜要绿;突出原料的牛肉特点,即用青藏高原的牦牛肉、牛油、牛骨熬的汤,美味可口,清而不腻。化隆县负责人表示:“有传统的工艺,特色的原料,再加上‘四统一’的连锁经营模式,‘化隆牛肉拉面’一定能够成为中国的麦当劳、肯德基!”

此外,所在地的工商、税务、城管、卫生等部门将开饭馆之事作为支持贫困地区脱贫的大事来办,受到当事人的好评,说他们素质高,办事公道,执法文明。如在江苏等地的城市,平常办理两证等手续要花费1300元,而手持“打工护照”的化隆人只交60 元就能办妥。再如,在大连的乡亲聚餐时,大家喜欢谈的还是当地,简直是第二故乡。其中最早到大连的是化隆昂思多人马明德,已在这儿创业九年了。他最深的体会是,这里的政策宽松,有关方面都关心他们这些来自贫困县的谋生者。大连干净卫生,自然餐馆要与都市同步,把餐馆的卫生大事狠抓才行,所以进入任何一家乡亲的餐馆,窗明几净,整齐清洁,叫人放心用餐。在这样好的环境中,谋生大连的近四十位老板,都牢牢地扎根地方,都以遵纪守法为己任,如愿以偿地做着他们想做的事业。(未完待续)

 

      卢海,任喜民: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我省劳务输出工作纪实,《青海日报》20071124.

      马冬梅:   都市外来回族穆斯林社会网络的建构——以桂林市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064

      杨志华,李玉峰:   一碗拉面‘拉’回两个亿《青海日报》2007917

      马涛,李玉峰:   化隆千万小额贷款助推‘拉面经济’《青海日报》200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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