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视野中的学者

只要有社会，就有社会分工，农民务农，工人做工，商人经商，法官断案……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职责，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那么，学者的职责是什么?学者在这个社 会扮演什么角色呢?对此，各种文化、各色人等给予了不同的回答。而伊斯兰文化的回答是最独特和最意味深长的。
一、学者的职责和使命
学者，顾名思义，就是有学问的人，而且是学问比较渊博的人。有了渊博的学问以后，该干什么呢?学问的价值何在?有人说，学问就是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有了学问，就可以讨好权贵，为其歌功颂德，博得赏识和赏赐，从此可以平步青云，仕途一路顺风，然后，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一切人间享受，应有尽有，这一生似可潇洒走一回。这种学者， 古今中外，大有人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学者的学问不是谋生的工具，学者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一理想的牵引下，这类学者一方面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进行道德实践，完善人格；另一方面又博览群书，提高学术修养，以求经世济民，造福社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社会良心、道德勇气和真才实学。先秦的大儒、汉末的太学生、魏晋的名士、唐朝的诗人 、宋代的理学家、晚清的六君子等等用自己的血和泪为中国主流社会的知识分子浇灌了一株以道德责任为根，以学术修养为茎的参天大树。
那么，伊斯兰学者的职责又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古兰经》和《圣训》对伊斯兰学者是如何定义、如何定位的吧!《古兰经》说道：“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唯有理智的人才能觉悟。”(39∶9)“谁禀赋智慧，谁确已获得许多福利。唯有理智的人才会觉悟。”(2∶269)《古兰经》尊重学者，指出：“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提升若干级。”(58∶10)“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35∶28) 鉴于学者的尊贵，穆圣对学者给予了明确的定位，他说：“学者是众先知的继承者。”“学者的墨汁，其贵重胜过殉教者的鲜血”。“天上的天使、陆地的生物，甚至水中的游鱼，都为学者们祈祷。学者优越于阿比得(修士)，犹如月亮比繁星明亮一样”。给学者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和使命的，也只有伊斯兰了——学者成了历代先知的继承者，他们要替圣传道，实践经训；他们用来弘扬真理的墨汁贵过为主道献身的烈士的鲜血；德才兼备的学者甚至比弃绝红尘、一心拜主的修士还优越。他们上承历代先知，下启芸芸众生，继往开来，弘扬正道，堪称世人的导师，公众的表率，社会的旗帜，时代的眼睛。
二、学者的求学和治学
学者之所以称其为学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学问和学识，即，学者拥有高出一般人的知识、见识和洞见。能读会写者不能称其为学者，充其量只是扫了盲而已；一知半解者，更不能妄称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一知半解者比一无所知者更能害人害己，因为这种人往往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看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看后果，不问前因。真正意义上的学者，是指那些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感觉敏锐，善于观察，勇于探索，精于分析，富于远见的人。这些素质不是生来就有的，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多年积累，平素训练，长期沉淀的结果，是呕心沥血的产物，是殚精竭虑的结晶。而求学和治学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环节。
清初伊斯兰学者刘智，身处繁华都市南京，却潜心求学，幼习天方之经，长攻儒者之学，继而旁搜博采，中学、西学无不悉心探究。后索性离开喧闹都市，住在清凉山中，十年寒暑，笔耕不辍，终于撰就一系列传世之作——《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五功释义》、《天方三字经》、《五更月》等，这些著作犹如甘甜的泉水，喷涌不止，滋润了多少枯萎的心灵。明末学者马注为了征求对其著作《清真指南》的修改意见，离京沿运河南下苏皖，又溯江而上至武汉，复折返河南，入陕西，越秦岭巴山，再度穿越四川而返回云南，为了使其著作更完善，跋山涉水，遍访各地名师良友，在那交通极不发达的年代，其所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现代伊斯兰学者、北京大学名教授马坚先生的学问中外公认。然而他为此而付出的心血却鲜为人知。他年轻时为了求学，从风景秀丽的云南来到贫瘠荒凉的宁夏固原，师从著名经师虎嵩山学习经典。20世纪30年代，他和一些莘莘学子一道，漂洋过海，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求学，在尼罗河畔苦读8年。每逢暑假，当别的同学或回家团圆或出国旅游时，他却顶着40多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注，翻译、写作。唤醒过多少已死灵魂的《回教真相》等著作正是此时利用暑假翻译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和注释《古兰经》时所表现出的认真、严谨和执着。1939年回国时，恰逢抗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他不羡高官厚禄，婉拒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大人物请他赴陪都高就的邀请，毅然投入到译经工作中。在上海，由于日本人的占领，无法安心译经，他便辗转来到云南。在沙甸，每日清晨5点钟就开始工作，晚上借着昏暗的油灯继续干到深夜。在昆明，日本的飞机经常来轰炸，但他却心静如水，敌机来了躲一躲，敌机走了，照干不误。马坚先生一生先后当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但他从不见异思迁，对译经工作，始终坚持不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8年，由于劳累过度，加之“文革”中受到迫害，他的视力很弱，近乎失明，戴上眼镜，拿着放大镜也才0.1度。他是握着译经的笔离开人世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语言学、史学、哲学、文学、天文历法学、教育学、法学等方面的精神财富。
三、学者的人格和气节
学问对学者而言，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格和气节。丧失人格和气节，只剩下学问的人，苍白无力，充其量是一些帮闲文人。对这类帮闲文人的症状，旅美华人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在其著作《一阳来复》中描述道：“我们一方面对任何刺激都毫无反应，一方面又脆弱到不能适应任何环境——在穷困中，我们牺牲研究，牺牲读书，甚至牺牲人格去争取‘饭票’；在富裕中，不但我们的生活就连最起码的学术兴趣都被腐蚀掉了……我们变成了社会风气的应声虫，甚至变成了非学术、非文化的情报贩子。”“我们像一群东倒西歪的醉汉，连自己最真切的存在感受、最强烈的恐惧和战栗和最痛苦的失落都要凭借外来的辞汇才能言之成理……我们如果不肯在自己的文化社会中作一番反省批判的工作，一味想在别人的田园里寻找边际型的归宿，那么不管我们有多少存在的感受，有多少恐惧和战栗的经验，有多少失落的痛苦，在哲学上、神学上或文学上都会毫无所获。结果，存在的感受不但不能引发出伟大的哲学思想反而点燃了不可收拾的无明业火；恐惧和战栗不但没有升华成崇高的宗教感情反而引起了如死灰般的麻痹不仁；失落的痛苦不但未能转化为创造的文学冲力反而导致神经质似的叫啸”。著名作家张承志对目前我国部分文人的堕落和一些学者的腐败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这众所周知，无须多言。
学者一旦同时具备了学识、人格和气节，那将魅力四射，光芒万丈。远的不说，现代史上的鲁迅，以笔为旗，揭露假丑恶，歌颂真善美，浩然正气，高山仰止；闻一多面对特务的子弹，无所畏惧，仗义执言，反抗专制，争取民主，丢掉脑袋，在所不辞，铮铮铁骨，万民敬仰。伊斯兰学者更讲究学者的天职，以弘扬正道为己任，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任，不怕得罪人，求主喜，不求人喜。伍麦叶王朝末期，统治者昏庸腐败，政权岌岌可危，为了巩固专制政权基础，寻求政治合法性，统治者召集著名学者，委以高官，赐予厚禄，以换取学者的支持。许多学者迫于压力，听命屈从，而艾布·哈尼法坚辞不就，拒绝与腐败的统治者合作，即使屡屡受鞭笞，也决不妥协。到了改朝换代后的阿拔斯王朝，他洁身自好，保持气节。有一次，哈里发曼苏尔因娶了许多妻子而与原配闹矛盾，两人只好去找法学家艾布·哈尼法裁决。曼苏尔问他一个人同时娶几个妻子为合法?他说：4个；并补充说，真主只准许能一视同仁的人娶 4个妻子，否则只能娶1个。曼苏尔面有不悦之色，但艾布·哈尼法实话实说，决不媚俗，决不畏权。中国现代史上的陈克礼先生不仅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他立志发愤读书，自学成材，撰写了一系列阐发伊斯兰真谛的著作，仅一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释放了多少精神能量，多少颗绝望的心灵由此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他翻译的《圣训之冠》则激活了多少个麻木的神经!在那颠倒黑白的“文革”岁月里，他坚持真理，顶天立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学者的气节。
四、学者的境界和精神
学者担负着神圣的使命，这种使命要求学者具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奉献牺牲精神和超凡脱俗的境界。那些汲汲于名利，耿耿于得失的急功近利之辈是成不了学者的，顶多成为学术经纪人或学术贩子。这等人做学问，也像搞股票一样，看行情，测市场，只选择投入小，回报大，见效快，零风险的项目。真正的学问之路，荆棘丛生，寂寞荒芜，而非鲜花盛开，掌声相伴。只有那些志向崇高，目标远大，不计眼前得失者才会选择此路，并锲而不舍，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爱其所爱，无怨无悔。那些寻找“黄金屋”、“颜如玉”者，只能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做学问“三境界”之说，就是爱其所爱，无怨无悔的生动表达。第 一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循三境界依次而上，始于情致和迷茫，中经苦求和探索，终于豁然开朗。
为纯粹的学问而学问者尚能具备如此高的境界，那么，为主道而求学、治学者则更不用说了 。对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而言，求学、治学，并非苦不堪言，而是乐在其中，其乐无穷。因为这类学者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条康庄大道，他们深知其意义和价值，他们也懂得“天上的天使、陆地的生物，甚至水中的游鱼都在为学者们祈祷”。他们觉得这种待遇超过了世俗的所有荣华富贵，由此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无穷的力量，其心灵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正是凭着这种动力，中世纪伊斯兰权威学者安萨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游伊斯兰世界学术文化名城，拜访著名学者，广泛搜集各种学术典籍，然后回到家乡，抛开一切世俗事务，一面教学， 一面沉思，终于写就不朽的名著《宗教学的复兴》(伊赫亚依)，构建了伊斯兰教义学的完备体系。中国现代著名阿訇王静斋，淡泊名利，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与研究工作中。足迹所至，遍及华北、东北、中南、华东和西南许多省份和台湾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经学人才。笔耕方面，他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甚至在战争烽火中颠沛流离的轮船上，亦未放弃译著活动。1938年，他一面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在郑州坚持译经工作，他住在清平里清真寺，其生活状况“是穷极凑合”，5月间，人们都换上了单衣，他却依然身着厚毛布夹袄。王阿訇多年耕耘结出了硕果：除了甲、乙、丙三种《古兰经译解》外，还有《中亚字典》、《中阿新字典》、《英阿双解新字典》、《伟嘎业 》、《真境花园》等几十种译著。另一位同时代的学者哈德成虽自幼失学，却刻苦自学，不仅精通汉文，还学会了英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印度文和马来文等多种文字。身居十里洋场的他本可以凭他的语言优势和其他才能谋得一个更有油水的职位，而他却宁愿办学、治学，乐此不疲。著名学者马坚教授就是他与其他有志之士创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子之一。他还与其他同仁一道创办中国回教学会，组织《古兰经》翻译，出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日本占领上海后，得知他在穆斯林中的声望便对他进行利诱威胁，让他担任伪职为日本人服务，而他不为所动，立刻离开上海，奔赴云南，与马坚先生一道从事译经工 作，因积劳成疾，不久便离开人世。
综上所述，学者是凡人但又不同于凡人，他们在平凡中做着不平凡的事情。
学者不是深居书斋，皓首穷经的学究，而是有学有识，敏于世事的知者；
学者不是笔下虽有万言，胸中实无一策的书生，而是满腹经纶，胸怀韬略的智者；
学者不是垄断学问，以学谋私的学阀，而是探讨真理，传播知识，惠及天下的仁者；
学者不是阿谀奉承，媚俗畏权的懦夫，而是昭示正义，弘扬正道的勇士。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学者乃是具有天下主义情怀和人文关怀的知者、仁者、勇者。